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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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8日,“儒學的地域性、民族性與中華文化共性研究——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學術委員會2019年年會”在彭州市海窩子古鎮舉辦。此次年會,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大咖們在彭州進行了“鴻儒交鋒•高談闊論”。本次活動共有60余位專家、學者出席,這些學術大咖們來自五湖四海: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臺灣元智大學等。

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浙江省社科院哲學所原所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顧問、浙江省儒學會會長吳光演講題目為《論浙學的源流、內涵、基本精神與當代價值》。他說“浙學”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分支,作為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態之一,從南宋成型以來己歷經800余年。它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重要作用,而在當代,隨著浙江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和學術文化的日益繁榮,人們對隱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動力日益關注并進行深層次的探討。因此,從理論上深入探討“浙學”的源流演變、思想內涵、基本精神及其當代價值是十分必要的。

陜西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博導, 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劉學智的演講題目是《“西部儒學”的研究何以可能?》他說:關于“西部儒學”的概念內涵。第一,西部是中華文化之源,也是儒家文化的古老源頭。第二,西部是儒家經學的重鎮,也是儒家實現官方化的地區。第三,西部儒學在少數民族地區或少數民族統治期間,起著特殊的歷史作用。第四,西部儒學是最早與佛、道二教發生密切交往關系的地域性儒學,這也是西部儒學的突出特征之一。綜上所述,提出西部儒學這一概念是可行的,加強西部儒學的研究是必要的。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導,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單純的演講題目是《略談三蘇的權利思想》。他說:講到“蜀學”不能不講宋代的“三蘇”,因為中國學術“地望”最盛時即有“關洛濂閩”的名聲,而比肩其雅的“蜀”似有“漏列”之虞。這或許與“三蘇”卷入“新舊黨爭”太深,而疏于獨立學術、廣大門風有關。而講到“三蘇”又不能不論及中國學問的“入世”特征,或是儒家的“修齊治平”或是道家的“無為而治”;“三蘇”處道教圣地,不能不習染“仙風道骨”之遺風,值北宋倡文治儉慈之時,蘇洵文章名震京師,二子同榜及第,一門三杰,聲譽遐邇。父子三人皆晉身政壇,成就了中國文人政治的一段佳話,也啟示了中國科舉制度和儒家“通經致用”在“三蘇”身上體現出來的“權利”關系。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導,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李景林的演講題目是《旁通而上達——儒家天下觀念的存在論根據》。他說: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從天下的角度來理解國家關系,而非以國家為主體來建立國際的關系。它為我們解決當今世界的政治的諸多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精神維度和思想框架,而這樣一種思想維度和思想框架,則根源于一種獨特的存在論。因此,當今世界合理秩序的建立,需要一種哲學觀念的轉變。儒家“天下觀”所具有的未來性意義,就在于此。

四川師范大學首席教授、博導,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四川省朱熹研究會會長蔡方鹿的演講題目是《關于巴蜀哲學特色的思考》。他說:巴蜀哲學大致具有以下鮮明特色:一、融會儒、道、佛三教,具有較強的哲學思辨性和包容性。二、重躬行踐履、實事實功。三、重經學,超越舊說,勇于創新。四、重人情。五、批判專制,與時俱進。

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博導,四川省哲學學會名譽會長,四川省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劉俊哲的演講題目是《試論儒學在藏區的傳播與影響》。他說:儒學傳入藏區之后,藏民族吸取了內地儒家理想人格思想,豐富理想人格之內涵,特別是賦予了更多的崇尚智慧、講誠信守義、為民等道德涵義。這可以從薩班所著的《薩迦格言》對理想人格所具有的內涵的贊美中可以看出。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導、原副校長,重慶社科院原院長俞榮根的演講題目是《走出“律令體制”——重新認識中華法系》。他說:“律令體制”說肇始于日本漢學界。中華法系不應歸結為“律令體制”,而是一種“禮法體制”。從“禮法體制”來重新認識中華法系,以廓清長期以來對其的誤讀、誤解和誤判,揭示古代中國法由禮典、律典、禮俗習慣法組成的法律樣式,尋求中華法系追求“禮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遺傳密碼。

清華大學教授、博導廖名春的演講題目是《<論語?憲問>篇“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說辨證——兼論“君子道者三”章“我無能焉”的釋讀》。他說:《論語?憲問》篇使者所謂“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既非謙辭,說蘧伯玉“想減少過錯卻還沒能做到”;也非其對蘧伯玉的非議,言其過多而無能。而是說伯玉“喜歡拾棄他的過錯”,在喜歡改過,勇于改過上,無人能及,沒有誰趕得上。“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亦非謙辭,孔子是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這三件事“我無能焉”,沒有人比得上我。

深圳大學教授、人文學院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景海峰的演講題目是《嶺南心學的思想旨趣與基本特征》。他說:陳白沙的出現和江門學派的確立,引領了有明一代的學術風氣,為心學的重新啟動和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使得粵地學術第一次走向全國中心。

山東大學教授、博導,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黃玉順的演講題目是《人類共同文明的建構——關于儒學與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思考》。他說:“人類文明共同體”所指的“人類文明”,應當是面向未來的單數的人類共同文明”建構。既不能是某種既有的單一文明傳統成為人類共同文明,也不能僅僅是從既有的諸多文明傳統中抽繹出不同文明間的共性,而只能是通過綜合創造,建構一種新型的人類文明。作為這樣一種文明,人類文明需要人類視野,共同文明需要共同創造,文明創造需要文明對話。在這種文明創造中,儒學可以貢獻其經過自我損益的“仁”“義”“禮”等價值觀。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博導,原《中國社會科學》主編、《中國哲學史》主編、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主任李存山的演講題目是《儒學的普世性與地域性》。他說:儒家學派之所以能從一個地域性的學派逐漸成為戰國時期的“世之顯學”,在秦以后又能在漢武帝時期居于國家意識形態所“獨尊”的地位,實是因為在儒家學說中承載了中國上古文化的優秀傳統,并且蘊含了中國乃至人類的普遍價值。

經過一上午的“論劍”,專家們依然意猶未盡,在下午的儒學大會分組討論會上,紛紛做了精彩的發言。

舒大剛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說:本次年會選彭州的理由很多,第一,彭州是文化之都,也是古都古城,還是天府文化、巴蜀文化重要的來源地、華夏文化與藏羌文化的重要通道,人們在這里可以提煉很多文化元素。第二,彭州在思想文化上有很多資源,像古代的嚴君平和近代的尹昌衡,他們都提出了很好的思想、學術和設想。第三,我們和彭州有很多合作,包括尹昌衡研究,在其后人的推動下,我們成立了尹昌衡研究所。第四,這里的文化很包容,和國際儒聯的宗旨也非常吻合。所以彭州是我們的首選。

 

                                                            (新聞來源:品鑒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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