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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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學術格局呈現“多元一體、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之貌。學術共同體的構建,離不開各地域學術之間的互動、吸收與融通。有著悠久歷史的地域文化與學術研究,是促成傳統文化融合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化的相似性使各地域文化之間的對話更親和。那么,地域文化研究發展怎樣?如何在當下返本開新、互學互鑒?7月12-14日,“2019年徽學·蜀學·湘學高層論壇”在安徽大學隆重舉辦。80余名學者出席,共話“徽蜀湘”三學互鑒與融通,研討地域文化與傳統文化融合與發展。論壇期間,浙江省社科院哲學所原所長、浙江省儒學學會會長吳光教授接受了鳳凰網國學頻道的獨家專訪。以下是采訪實錄:

鳳凰網國學:近年來,徽學研究日益興盛。囊括自然、人文、理論、實踐等各個領域的徽學,自成一派、自成體系。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吳 光:這幾年地域文化的研究形勢確實比較好。總體來講,地域文化的研究成了一門顯學。地域文化中,比較突出的是蜀學、湘學、浙學、徽學、關學等,它們各具特色。安徽傳統上有徽學,也是儒學的重鎮,在地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清代尤其是戴震很有影響,他是一個有名的儒學家,盡管他批評理學,但他還是儒學家。安徽在歷史上比如說像桓譚(字君山),他是比較早期的(漢代)思想家。桓譚受到王充的高度推崇,《論衡》說:“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于《新論》者也。”桓譚的地位比董仲舒還高,桓譚的無神論、反讖緯、實事求是等思想,對徽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對安徽影響最大的還是朱子的新安理學,如果追溯徽學源頭的話,也可以追溯到桓譚那里,當然還可以往前追溯。現在關于徽學的研究,已經形成一個熱度,這是一個事實。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就是對徽學的理論解讀還不夠。什么叫徽學?徽學的內涵是什么?徽學的當代定位是什么?其實就跟浙學一樣,我認為浙學有狹義、中義、廣義之分,徽學也應該做這樣的區分。狹義的徽學是什么?中義的徽學是什么?廣義的徽學又是什么?其實從一些研究來看,我覺得狹義的徽學就是新安理學;中義的徽學就是徽州之學,即徽學的傳統;廣義的徽學就是安徽兩州——安慶和徽州之學。實際上,桐城派屬于安慶,桐城派也可以說是徽學。研究徽學,也不能不研究桐城派的思想。桐城派不僅是一種文學的成就,而且有一種君子的風骨,這方面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所以不能把它排除在徽學之外。所以,我現在取的也是這種廣義的徽學。

現代研究徽學,就得從狹義、從學術上考證,比如說就是純粹考證新安理學或是朱子理學,但更有意義的(研究)是廣義的徽學。我有一本書叫《國學新講》,第一講就是“與浙江省委書記談國學”(因為當年習近平同志是浙江省委書記)。我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當代中國哲學的一些熱點的、前沿的問題;第二個是有關浙學的問題,包括浙學的內涵定義、精神、緣起與當代價值。當時習近平書記對我講的浙學的內涵定位,他比較接受我提出的“大浙學”概念。他說:“吳光教授的‘大浙學’的概念對我們很有啟發,要把這篇文章做下去,做深做大。我們講浙江精神不能光看一時一地,要從更深層次,更廣闊的角度去講。”這對徽學研究也許有參考價值,我們也可以從狹義、中義和廣義等方面去理解和探索。這對徽學的發揚是很必要的。

鳳凰網國學:您剛才說到“浙學”以及“大浙學”概念,也提到研究徽學可以此參考。請問徽學與浙學有何關聯?二者之間如何互學互鑒?

吳  光:今天上午在大會主旨報告中,我的學生張宏敏博士就講了關于浙學與徽學的比較。他提到安徽與浙江這兩省,是富有地域特色的人文傳統和理性精神。兩省從地理意義上是“好鄰居”,而在此地域分別孕育出的浙學與徽學,從文化意義上講是“好伙伴”。他的這種概括是對的,我比較贊同。安徽和浙江歷來就是山水相連、文化相通,思想也是相通的。從歷史上講,比如說漢代的王充和桓譚,后來三國時期的政治家曹操和孫權,到后來的理學家朱熹。可以說,朱熹也是打通浙學和徽學的重要橋梁。盡管朱熹論“浙學”狹隘了一些,朱熹把浙學說成是永嘉、永康之學,講浙學“專言功利”有很大的危害。他對浙學的理解比較片面。

朱子的新安理學通過與徽州毗鄰的淳安在浙江傳播,淳安當時有個瀛山書院,就是傳播朱子理學的地方。朱熹寫的那首很有名的詩叫《觀書有感》,全詩內容是“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曾經去考察過,就是淳安的瀛山書院。他在瀛山書院講學時,那個地方山上是書院,山下是半畝方塘,水塘上面有個源頭村,所謂“源頭活水”,水就是從那邊過來的。地形也好,歷史記載也好,都是在那個地方。所以,朱子的理學成為溝通徽學和浙學的一座橋梁。從這方面講,徽學和浙學確實存在諸多共同點。浙學的范圍更廣,不僅僅是朱學,還有后來的明代浙學(即陽明心學)。陽明心學不像朱熹那樣有諸多條條框框,王陽明的東西有利于思想解放。后來,浙學的主流就成了陽明學,比如說后來的劉宗周、黃宗羲都受王陽明的影響。但朱子理學在浙江一直是個重要的思想,浙學既有陽明心學又有朱子理學,與安徽的徽學是可以溝通的。安徽以理學為主導,受心學的影響較大,包括方以智可能也受心學影響,可能桐城派的某些人也受心學影響,但心學在安徽沒有形成大學派,唯在浙江形成了大學派,比如王陽明的心學,浙江形成的浙中王門就包括了兩浙地區,然后形成南中王門。南中王門來自江蘇地區,但沒有在安徽形成王門學派,因為徽州受朱熹的影響太大。浙江也有朱子后學。所以,安徽和浙江確實山水相連、文化相通,也共同擁有理學傳統。

鳳凰網國學:著名的歷史學家傅衣凌先生認為徽學“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廣闊的視野,從整體史角度,來考量和審視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社會經濟、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典型范本。”您同意這種觀點嗎?如何理解這個“典型范本”?

吳  光:傅衣凌先生是一位經濟史學家,我曾經聽過他的課(我是人民大學的歷史系研究生)。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聽過傅衣凌先生講清史,因為我的研究生導師之一是戴逸先生,戴先生是清史所的老師,那時他將傅衣凌先生請到北京給我們講課。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但他對“徽學”的定義,我是不敢茍同的。為什么這樣說?因為他這個定義比較空泛,沒有講更具體的東西。比如說“更宏大的背景、更廣闊的視野”,這些東西到底是和誰比較?和浙學比較還是和湘學比較,還是和蜀學比較,還是和徽學的過去比較?那過去又是什么狀態?現在又是什么狀態?他并沒有講,所以這個定義比較空泛。

“典型的范本”這個說法也是有問題的。典型何在?典型在哪?前面那三個定義都不典型。其實,每個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都是一個典型,不止徽學是典型。所以,我對傅衣凌先生這個定義并不贊同。許多人都在引用他的這個觀點,并沒有覺得是問題。他沒有具體所指,顯得很空泛,“典型范本”也是一般而言的。所以,我認為他作為一位經濟史學家是著名的,但他作為一名徽學研究專家,把這個作為徽學的定義是不行的。

鳳凰網國學:徽學從產生到現在影響不斷擴大,備受重視。您覺得促成徽學研究的有利條件是什么?

吳 光:這個問題確實一言難盡,很難展開,促成一門學術發展的因素是綜合的。舉幾個例子來說,徽學的傳統,一個是安徽儒學的傳統,特別是理學的傳統。理學強調道義輕視功利,但安徽徽學與商業、儒商結合在一起,那些商家大部分都是儒商。如浙商與功利結合在一起,所以朱熹就批評浙學專講功利。徽商的一個特點是“貴儒”,貴儒是理學、儒學對徽學的影響,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商業對徽學來說,也是以商促學,那些商家商戶往往是“富而好德”。

我曾經研究過儒商的起源和特點,儒商的特點是什么呢?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總結八個字“智仁勇強、富而好德”。“智仁勇強”是儒家的核心價值,“富而好德”是司馬遷根據歷史上的儒商。比如說子貢,他可能到過安徽,他在南邊經商到過浙江。還有范蠡,陶朱公范蠡也是一個儒商;還有一個叫白圭的周人,司馬遷特別總結他的經商藝術。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叫《經商藝術古今談》,就強調了商人要具備這幾點:一是有戰略眼光,善于預測市場需求;二是善于把握時機,及時調整物價;三是重視經營環境的選擇和開辟;四是勤儉節約,以身作則。總之是智、仁、勇、強,四德皆備。所以,好的商人可以當政治家,也可以當軍事家,也可以當戰略家,所以他是“智仁勇強”。智,就是能夠隨機應變,注重應變;仁,注重有取有予;勇,就是有決斷;強,就是有所守。這就是儒商的四大核心價值。

“君子富而好行其德”,李白有句詩叫“千金散盡還復來”,這個詩的源頭我看是范蠡陶朱公,他三致千金,又散發給貧家家兄弟。所以司馬遷說他富而好德。千金散盡還復來嘛,散盡千金,富而好德,這就是儒商的特點。安徽的商人確實有儒商的特點,比如說著名的近代商人胡雪巖。他是從安徽到浙江的“紅頂商人”,他的特點是既與政治結合(買官),同時又與儒家的核心價值相結合,秉承儒家的仁愛之道、誠信之道。胡慶余堂的牌匾就是“戒欺”二字,“戒欺”就是誠信之道,所以說胡雪巖是非常典型的徽商,類似這樣的商家肯定不少,所以徽商可以說就是儒商。

晉商和浙商都很有名,但晉商是義利兼顧,浙商比較重視功利。徽商流動性很大,不僅在安徽經商,北邊到江蘇,南邊到浙江、福建,對發展明朝的商品經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傅衣凌先生講的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從總體上去理解徽學是有些道理的,可他的定義太空泛了。“徽商貴儒”這個特點我覺得比較明顯,對徽學的影響是經濟與學術的互動。

鳳凰網國學:中華文化呈現“多元一體、和而不同、同中求異“的學術格局,不斷衍生出獨特且多元的地域學術形態,如蜀學、湘學、浙學、徽學、魯學、洛學、關學、閩學等,可謂百花齊放,各綻芳姿。那么,這些地域學術之間直接如何更好地對話?

吳   光:我認為鵝湖之會就是典型的學術交流和辯論的形式。鵝湖之會由呂祖謙發起,主要是朱子理學與陸氏心學的辯論,即朱子的理學派和陸九淵的心學派。但呂祖謙屬于浙學范圍,因此可以說是浙學,江右贛學(陸九淵屬于贛學)和徽學的交流,也是心學、理學和浙學的交流。浙江是事功學派,所以在過去各地域文化都有所溝通,不像現在這樣。總體而言,中華的學術是“多元一體”的,或者說“一體多元”,保持一種和而不同的存在形態,實際上是相互影響。比如說王陽明對朱陸異同問題,他不直接講朱陸的異同,朱熹講陸九淵多一點尊德性,他多一點道問學,但王陽明主張折衷朱陸、會通佛老,這是一種兼容包容的思想。徽學其實也是一種兼容,我用十個字五方面來總結浙學特征:民本、求實、批判、兼容、創新。

徽學里也包含務實、批判、兼容、創新的因素。比如戴震,他是清初的儒學家,他批評理學以理殺人,這是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并不是對整個儒學的否定。過去有人講戴震是反儒學的,我曾經說過,戴震反理學而不反儒學,他對理學是敢于批判的。又如明末清初的方以智,他的思想亦有兼容,不僅兼容中西之學,還兼容朱陸之學。所以說各種學說相互溝通,保持一種“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格局。其實學術文化歷來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存在形態,不能講一元獨尊,我最反對“獨尊儒學”這個說法,其實董仲舒當時他也不是講獨尊儒術,這個說法不是董仲舒的原話,也不是漢代人的說法,而是后代人的說法。后代人總結漢武帝和董仲舒,講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是講百家那些學說不要與儒家齊頭并進,所以班固總結董仲舒是“抑黜百家”,而不是“罷黜百家”,百家實際上也不是罷黜得了的,你看墨家、法家、儒家、道家一直存在于中國學術文化史,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格局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這是我對中國文化的總結,歷來這樣,沒有一家完全獨尊。我們現代也應該這樣,我主編的一本雜志叫《儒學天地》,我辦的浙江省儒學會的宗旨就是“一元主導、多元和諧、會通古今、兼容中西”,這四句話是我們學會的特點和宗旨。

總之,我認為學術交流最好的方式就是會講,就是大家開會,聚起來會講,大家可以相互闡述觀點,也可以辯論;其次就是整理文獻,把地域學術文化的文獻整理出來,讓文獻去說話。有些地方不重視地域文化的文獻整理,這是一種偏向,現在大家都開始重視文獻,我們浙江從一開始就很重視地方文獻的梳理,八十年代,我擔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學所所長,比較重視文獻整理。我主編有《黃宗羲全集》《王陽明全集》《劉宗周全集》《馬一浮全集》,這四位歷代的哲學大家,還總結了清代浙學的文獻叢書,共有兩千多萬字,文獻的整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深入理論的研究和個案研究都很重要,個案的研究,比如說對徽學的個案研究還不夠突出,理論的研究也不夠深入。盡管大家都很重視徽學,但有影響的徽學重要成果在哪?做了哪些理論的提煉?這方面理論的深入研究還不夠,個案的研究也還不夠突出。當然,安徽對戴震的研究還是不錯的。從這方面來講,徽學文獻的整理和個案研究,值得進一步深化,上一個新的臺階。(安徽)有這么一個有利條件(1999年國家教育部首批十五所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之一的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國家、教育部的重視,條件比浙江好,成果應該更多一些。

 

                              (新聞來源:鳳凰網。訪談者/普慶齡 整理/關靜、普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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