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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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儒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徐斌教授

 

浙江東陽,人稱“學子之鄉”和“建筑之鄉”。其代表,首推“中國第一大夫第”----盧宅。這座占地500畝,有著500多年歷史的完整大夫第,除開山東的孔孟圣人居不論,就講規制、體人倫的明代宅院而言,已是中華大地上并世無兩的存在。

中國有一句古話:“將相王侯,五世而斬”,而在仕林清流中,卻有一些文脈綿延、清風奕載的“科宦世家”,奇跡般地歷千年、經數朝而不衰,盧宅的歷史便是這樣。僅明清兩代,此大宅門里走出過進士8人,舉人29人,貢生119人,加上薦舉恩封步入仕林者多達數百人。上至封疆大吏,下及學官微臣,皆能廉身勤政,出處自然,將儒學的“入世治國”與“退思齊家”結合的那么完美,把“建功”“立言”兩樣功夫都作得那么出眾,而這一切,都可以從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大宅院中,找到根基與來源。可以說,盧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儒家“修治齊平”人格養成所的“活標本”。這,正是盧宅的“看點”和價值所在。

                       禮制定規——人格養成所的骨架

盧宅建筑群落規模恢宏,東西南北方圓三華里,街巷縱橫,宅院連片,溪流環抱,園林列布。這一眼望去造化天然的景觀,卻是盧氏宗族按照禮制文化在數百年間精心打造的。

盧宅的祖先系范陽盧氏,漢末名儒盧植為其先祖。南北朝時,“崔盧王謝”并稱四大望族。北宋間,其中一支遷來東陽,雖歷經輾轉,卻未敢忘祖,始終守著禮制的“金身”,一俟時機成熟,便按照世族之家的格制,為后代子孫營造“修學治身”的成長環境,誠如明成化狀元王華為肅雍堂大門所書的板對:“衣冠奕葉范陽第  詩禮千秋涿郡宗”。

盧宅的布局以盧氏大宗祠為中心,東西兩側衍生出多組南北軸線明確,完整而自成一統的廳堂院落。復荊堂、肅雍堂、樹德堂三大宗支皇皇擁其左右,方伯第、柱史第、大夫第、世進士第、五臺堂、龍尾廳等環列四方,眾星捧月式地拱衛著古老的神祇,典型地體現了禮制文化以血緣為中心,如漪瀾般外延的理念。《論語》曰:“里仁為美”,就是講這種同祖子孫供養生聚在一起,既有親疏遠近之分,又相敬相攜,和睦繁盛的情形。

盧宅中的代表性建筑當屬肅雍堂。“肅,肅敬也,禮之所以立也;雍,雍和也,樂之所以生也”。這座依禮樂觀念的制作,構成了國內民居中軸線最長(前后九進,320米),規模最大(廳堂樓舍125間,占地6500平方米)的庭院。一位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專家考察后說,肅雍堂“前堂后寢”的結構與故宮的平面布局、空間序列、文化理念及功能用途如出一轍。前四進呈“三大殿”格局,為聚議、喜慶、娛樂、祭祀等公共活動場所,后五進為家眷、仆人等生活起居空間。所謂中心突出,主次分明,內外有別,各就各位。

這種秩序,體現在平時,乃尊卑長幼的嚴格排序。老人們回憶,當年肅雍堂春夏秋冬四節均有祭祀活動,屆時值祭者先期齋沐夜宿家廟,雞鳴即起,具饌陳器,各執其事。參祭人等當堂排班就位依世系序立,女眷分立兩廊之下觀禮,人人竭誠恭敬,決無喧嘩。祭畢,相互揖讓而退,仍按長幼尊卑之序散去。就是在平日的生活中,晚輩見了長輩,都要后退肅立,并不以年紀之大小爭論短長,更不以各人之強弱欺長凌眾。

成長于如此嚴格的禮制環境中,“非禮勿視,非禮勿行” 成為盧氏家族的人生之大防。古代社會,以父權觀念為中心,家國一體,家是國的細胞,國為家的放大。做人講名份,處事不越份,上下有序,內外有別,被視為“齊家”的法寶。一旦走上社會,維護統治秩序也就自然被看作“治國平天下”的首務了。

                        家訓樹德――人格養成所的血脈

在一種“崇長敬上”的文化價值中,家訓對后輩的塑造力是十分強大的,所以歷史上家訓頗為發達,著名者有《顏氏家訓》、《曾國藩家書》。而盧宅的家訓則給人們奉獻了一份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范本。翻開《蘭露齋家訓》,分順父母、敬家長、和室家、養德器、端心術、肅威儀、勤本業、慎交游、勇改過、謹祭禮、飭喪禮等十二條目,詳述了做人道德倫理的方方面面,可稱得上一部傳統道德倫理大全。還有本《社約》,以慎操履、體親心、戒縱酒、戒餐煙、惜寸陰五部分,更為具體地對人生誤區提出告誡。

盧家樹德并不停留于紙面,還十分注重榜樣的力量。盧宅東有座“還珠亭”,明中葉,盧峴民在路上拾得遺珠一串,令人求失主還之。失主俯地謝曰:“父獲罪系囹圄,變家產得珠,將贖父罪,幸君還我,是活吾父也。愿以半酬公”。盧峴民笑而卻之。盧峴民享年96歲無疾而終。此事見載于《明英宗實錄》。后人為此亭撰聯曰:“末路感深恩當年神契喑能語,遺碑傳逸事此日風聞頑也廉”。與“還珠亭”異曲同工的還有建筑群內諸多的牌坊、廳堂,個個皆有一段來歷,一層寓意。

更能體現家訓氣度與眼光的還有一個世代相傳的故事。南宋時,盧姓人方遷此地,與當朝參政知事何夢然比鄰而居。一日何府辦戲,盧家子侄因為貧弱遭受欺侮,意不能平。先祖公不急不躁地開導之:爾等好自讀書,他日考取功名,建宅立業,亦請戲班來家,前十排座位盡讓與何家,豈不美哉。此語一出,數十年后盧家升堂開戲,前十排最好的座位果讓與何家子孫,謝他們“激勵之功”。

家訓族規不獨有倡導、鼓勵,同時也存在著一套行之有效的束縛機制。肅雍堂儀門前,嵌有尺余見方的石板一塊,曰“四方石”。兩廊書屋里學習的少年中,若有學不上進,頑劣淘氣者,即令跪此石之上,深刻反省,悔過自新。夾身于天地祖宗之間的這種懲誡經驗想必是刻骨銘心的。

如果說,罰跪尚屬嚴束下的自我教育,那么,任何一位有過失的族人,聽到對他要“開祠堂門”,一定會魂飛魄散的。盧宅承傳著祠堂家長制度,六位年高德劭的長者組成最高權威,主持公道。通常,他們在祠堂中聚會,為族人調解糾紛,對犯錯的一方施行罰款、罰勞等輕微懲誡,當有人越軌,使他們感到有必要來以此教育族人的時候,便啟用“開祠堂門”的嚴懲措施。這日清晨,三更鼓過,所有族人匯聚堂前,犯事者跪于祖宗牌位之前,聽候六位長老訓斥與開導,最終宣布處罰決定。雖然盧氏從不用嚴刑酷法,最嚴厲的也就是別地學童所受的“打青竹”而已,但那對手掌痛而不傷的擊打,不僅足使犯者羞愧難當,其家人后輩都感到抬不起頭來。據說,無論何樣的狂悖和囂張者,一臨此境,氣焰頓失,唯有認錯悔過一途。如事后不改,便會遭“削譜”處置。這在血緣倫理社會中,簡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通過以上各個層面的道德框范與引導,盧氏幾百年間家風肅然,于遠近間樹立起良好口碑:盧氏做人,名譽好。歷史上,每屆東陽父母官到任,必先拜訪盧氏族長,別時拱手曰:以后盧宅的事便拜托各位了。這,既表明盧宅的風紀用不著官府操心,也寄托著這所“風紀世家”引領當地習尚的期望。

                        詩書養心――人格養成所的靈魂

置身盧宅,不能不為濃濃的書香所迷醉,數里之域,曾經擁有五個書院,兩座藏書樓,一所義塾,以及難以數計的蒙館,共同構成盧宅培養科第人才的教育體系,亦是盧氏家族學以養心的精神載體。數百年間,科第不衰,通籍不衰,讀書聲更不衰。

盧姓人自幼便納入啟蒙授業、解惑傳道的三級教育機制中。那遍布村坊間的小蒙館,是前輩中取得秀才乃至舉人功名但未入仕者開辦的,三五幼童環侍,言傳身教,待他們考了秀才,學業方告一段落,這是“私學”。還有一種“公學”,那便是“義塾”,如肅雍堂的兩廊下的廂房內,即族中子弟集體學習的場所,此間的授業者,皆為大眾公推的品學俱佳之先生。學業初成有志上進者,升入書院深造,有博學長者時時對答解惑,同學同志相與探究辯駁,舉人進士多出于此間。

更讓人神而往之的是那些碩儒學士研習學問的山溪別院。盧氏讀書傳家的直接目的無疑是“學而優則仕”,然而它的終極關懷則升華為超越功利的傳道――求道境界。這就不囿于仕途顯達、光宗耀祖的窠臼,而是養育“為天地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襟懷了。荷亭書院由理學功底深湛的盧格于明弘治年間興建。他常與好友章懋、王汶在亭間研討理學,心得著述集為《荷亭辨論》,收入《四庫全書》,盧格藉此躋身于“理學名臣”。明末盧堯俞等潛心治學于峴峰書院,名重一時的大學者,大文豪文征明、董其昌等前來會友講學,雙雙留下墨寶、遺痕。明末之際,盧宅曾經是動蕩社會中文脈牽延的“綠洲”。

在這種大丈夫“立功、立德、立言”崇高抱負的導向下,盧宅講學論道成風,著書立說宏富。老人們介紹說,舊時每逢家族祭祖,儀式完畢,好學者便在肅雍堂上設席論學,常就某一命題爭辯不休,往往日暮仍不可開交。家譜記載,盧氏家族共有上百種著作刊行于世,內容涉及經史、天文、地理、堪輿、醫藥等諸多方面。

                          藝術怡情――人格養成所的神采

讀史的人們常常會發出這樣的嘆息:那些忠誠、耿直的士大夫整天正襟危坐,口不離孔孟程朱之理,人生也夠枯燥的。參觀了盧宅,可以了解到他們有著自己獨特的樂趣與神采。表現為自然之妙與工藝之巧珠連璧合的藝術美追求。

由于地處江湖之遠,加之南人的風雅習性,與曲阜孔府不同的是,此地更富生活氣息,浪漫風韻。盧宅的選宅非常講究,所謂“三峰峙其南,兩水環其北,前有蔬圃,后有甫田”。整個建筑群巧妙地實現了“面屏、環水、枕山”的陽宅理論布局。位于肅雍堂儀門中央南望,筆架山恰好處于頭門的門框以內,精妙地應對著“云外插三峰,好安畫石筆”之說,成為盧氏家族具有神圣意義的自然、文化象征。

由外進入肅雍堂,甬道三轉兩折,曲不直通,入口設八字照壁,意在藏鋒納氣。中段正對“天門”水口,應招財進寶之吉利。依照堪輿學“水生金”“金城環抱為吉地”的理論,對雅溪的利用達于極致。溪水左右環抱盧宅,再通過溝洫連接各院,使院中明渠暗道都能雨天不積,晴日不干。溪流之上筑有石橋多座,既利交通又寓鎖金。溪流匯至宅后辟月塘聚之,且筑沙丘一座填補塘傍空曠,最后建文昌閣“坐鎮”,徹底扼住關口,一方元氣籠而不失。盧宅舊有“花園府第”之稱,村落周圍的山丘及廳堂之間,布有百果園、金谷園等各類園林二十余處,文人墨客雅稱為:“雅溪十詠”、“蔗園八景”。所謂步移景換,人在畫中。山、溪、塘與院、橋、巷之間的組合與搭配,堪稱風水布局的佳作,亦是“天人合一”理念的藝術展現。

盧宅建筑工藝水平是為一絕,如“肅雍堂”的布局、格制,是盧溶(解元盧湂的父親)自行設計的,它即維護了盧氏世家的格制、臉面,又根據當時的體制作了變通,廳堂院落、檐斗梁拱,處處匠心獨具。“東吟堂”的一對木雕,出自“木雕宰相”黃紫金之手,風葉搖動,如同活物,在東陽這木雕之鄉里也可稱作“絕品”。

舊時東陽地區過元宵節,人們都要到盧宅賞花燈。是夜,上百個廳堂同時華燈齊放,連珠、寶塔、宮式、球形、正方、八角等各式花燈所在皆有,爭奇斗艷,美不勝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肅雍堂大堂燈,六角形,通高4.05米,最大直徑2.10米,重127.5公斤。華蓋之下分為三層,用40余萬顆琉璃彩珠穿就,華貴典雅,色彩斑斕。有專家說,此燈與紅樓夢第五十三回《榮國府元宵開夜宴》所描述的大堂燈如出一轍,只是規模和華麗上更勝一籌。

盧宅人在朗朗讀書的同時,又蕩漾在藝術的海洋中,這不僅滋潤著他們熱愛生活的情趣,更賦予其思維靈動的內秀和瀟灑自如的神采。

盧宅就是這樣在農業社會文明的框架內調動一切可用的教化資源,營造出一種封閉而完美的文化“磁場”。生活于其中,既學習、經歷著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又關注、思考著宇宙天地的至性至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流文化價值,在此間構成為一種正氣與藝術水乳交融的人格之美,其熏染力之強足以壓倒一切越軌企圖,以致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任何出格的行為皆被視為“異端”,人言不責而自慚形穢。如此者,盧宅就像一條“學而優則仕”的生產線,不斷為仕林輸送具有“立德、立功、立言”人格素養的科第人才。

他們知書達禮,認同統治秩序,了解官場規則。私德言行有矩,潔身自律,氣度犖犖大方而具雍容揖讓之風;他們由正途入仕,未染裙帶者的猥瑣心理,可以建功立業之心正正堂堂做事;他們有高遠理想,身在宦海而不失書卷之氣,人格完美,實現治世的理想存于心中,成為不竭的激勵和提升力量。

盧宅不獨在人格方面為他們打下堅實的根基,更為之造就了難能可貴的入仕心態。 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成長于盧宅的家境中,“黃金屋”也好,“顏如玉”也罷,對他們來說,既不稀奇也不足艷慕。科考入仕之于他們,并不意味生死攸關的選擇,中則“一步龍門”,世代翻身,落則畢生潦倒,困厄子孫。反而得以用相對超越功名利祿的心態求學應考,更多地從拯世濟民動機出發,培育“達而兼濟天下”之心。同時,這種不為“撈一把”而求官的心態,在跨入宦海之后亦有助于守住“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信條,有條件實現抱負時便濟世利民;若時運不濟,受不了官場“厚黑”,大可不必戀棧。回到盧宅,卜居鄉野,老于林泉,享受生活之樂,續圓“立言”之夢,實現另一種人生理想:“退則獨善其身”。

在傳統社會中,造就一所合格的“儒家人格養成所”,上述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唯其如此,出道后方有可能抵御官場這口“大染缸”的種種誘惑,守住本色,從而構成朝中的“清流”。相比之下,從其它宅院大門出來的仕宦者,其素質是大有差異的。王府勛邸,多是紈绔子弟的搖籃;巨賈豪商,院中空氣里難免夾雜著銅味;紜紜貧苦之家,斷文識字尚屬難事,偶然出道者便容易滋生“陳世美心態”;至于曾寄于厚望的農民起義,其佼佼者如李自成、洪秀全的隊伍中,亦未涌現多少賢士。

盧家的科宦者以其自身的實踐證明了“人格養成所”的名符其實。他們出外服官大多只身,家眷留在盧宅,侍奉老人,育兒養女,過著并不奢華的生活。為官期間身邊的班底或隨從,不得選用族人親屬。這樣,既未撈取“一榮俱榮”的好處,也就不用擔憂辭官時的“一損俱損”。

明中葉盧格位至廣東巡按,緩征輸,均墾田、堤溪岸、葺學宮,澤被轄領。因母老,他辭官歸隱故里,日與諸友究理論學,著《荷亭辯集》,實現了自己的最高理想:“立言”。盧洪春,明萬歷朝任禮部祠祭司主事,因神宗久不就朝,上奏《遣官代祭疏》,直陳極諫,惹得龍顏大怒。結果遭廷杖六十,削職為民之罰。遂廢于家,著《禮要》、《性理明詮》、《醫學須知》傳世。盧華,官授毫縣縣令,在職節省民費,蠲除雜稅,廣樹政聲。當乃弟盧春擢升言官御史后,他認為為兄同朝任職有損害御史清名的可能,遂辭官返鄉,安做隱翁。

這種抱著“求道”精神為官的人,在茫茫仕林中無疑屬于少數,他們的存在,沒有自幼養就的人格和心態墊底,是不可想象的。能夠“世代科宦”者,必有其獨到的文化基因。在盧宅,它清晰可辯,觸手可及,尤令人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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